在《史记》中，司马迁的人生是多姿多彩的，是自由浪漫的，又是坎坷曲折的，悲壮压抑的，遭遇不幸后更是极不自由的。正是由于这样的人生，才考验了司马迁，锤炼了司马迁，遭李陵之祸恰似他人生所经历的晴天霹雳，最终将史官司马迁玉成了“文史祖宗”。在今天陕西省韩城市的“汉太史司马祠”里挂有司马后裔进献的牌匾，上面就题有“文史祖宗”，其义甚明：司马迁为中国文史之祖。无独有偶，近代学者柳诒徵先生也认为《史记》“为文学、历史两家之祖”。而鲁迅先生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自然也是相近意义的评述。

司马迁遭受宫刑之前，其实跟我们很多人并无多大的区别，他也是一个热血青年，有志青年，勤奋青年；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自己的未来有着美好的憧憬；在参加工作后他也希望能够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做点事情。在父亲去世前自己也并不非常明白自己究竟该做些什么，而父亲弥留之际的遗言让司马迁明白了自己究竟为了什么而活着。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在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年），汉武帝开始举行汉朝的封禅典礼，而太史公司马谈被滞留在周南，不能参与这个伟大的文化盛事，所以心中满是愤懑，忧郁成疾，疾而成病，即将不久于人世。那么，司马谈为什么没能够参与封禅这样的汉朝天大的事呢？《史记会注考证》引中井积德语曰：“武帝初，与诸儒议封事，命草其仪，及且封，尽罢诸儒不用，谈之滞周南，以罢不用之故也。”在这个时候，司马迁适逢出使归来，在黄河、洛水之间拜见了父亲。太史公握着司马迁的手哭着说：“我们的先祖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夏之世便显扬功名，职掌天文之事。后世衰落，今天会断绝在我手里吗？你继做太史，就会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现在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在泰山举行封禅典礼，而我不能随行，这是命啊，是命啊！我死之后，你必定要做太史；做了太史，不要忘记我想要撰写的著述啊。再说孝道始于奉养双亲，进而侍奉君主，最终在于立身扬名。扬名后世来显耀父母，这是最大的孝道。天下称诵周公，说他能够论述歌颂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邵的风尚，通晓太王、王季的思虑，乃至于公刘的功业，并尊崇始祖后稷。周幽王、周厉王以后，王道衰败，礼乐衰颓，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典籍，修复振兴被废弃破坏的礼乐，论述《诗经》《书经》，写作《春秋》，学者至今以之为准则。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年，诸侯相互兼并，史书丢弃殆尽。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我作为太史都未能予以论评载录，断绝了天下的修史传统，对此我甚感惶恐，你可要记在心上啊！”司马迁低下头流着眼泪说：“儿子虽然驽笨，但我会详述先人所整理的历史旧闻，不敢稍有缺漏。”

所以，司马迁人生最重大的任务、人生最根本的意义就是要实现父亲的遗愿，那就是要完成一部“通古今之变”的史著。司马谈临终前所言：“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对这段许多学者耳熟能详的话，我们要认真深入分析。儿子能不能担任太史，这是司马谈决定不了的事情，前言“汝复为太史”，带有假设的成分，后言“余死，汝必为太史”，是临终之前的激愤之言，带有诅咒的成分，因为后面还说，如果你担任太史，那么不要忘记了我想要完成的那部论著。司马谈去世三年后，在元封三年（公元前年），“卒三岁，而为太史令”（《太史公自序》），司马迁果真担任了太史令，“始为太史令，搜集史料”，当然这并不是说司马谈的诅咒起了作用，因为这个工作并非肥差，而且担任这个工作必须有一定的专业基础才可以，太史令之职相当于今天的专业技术人员，没有一定的积累和较高的专业素养是难以担任得了的，自然而然，长期受史学家风熏染的司马迁是最合适的人选。司马迁担任太史令后，牢记父亲的遗嘱，在父亲工作的基础上开始了缀集历史书籍及国家档案文献的工作。“?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太史公自序》），?，《史记索隐》引如淳语，“抽彻旧书故事而次述之”，“史记”为当时各国之“史记”，非今天之专名“史记”。应该说从这个时候起，司马迁就开始了《史记》的撰述工作。司马迁任太史令五年正当汉太初元年（前年），当年汉武帝颁布太初历，改年号为太初。改历与封禅有着密切的联系，封禅象征新王朝受命于天；改历是封禅的继续，象征着受命的完成。“于是论次其文”，意为编次、定稿，一篇一篇地写定，这其实是他在父亲的成果基础上的继续，所以说《史记》是父子二人长达几十年心血的结晶。

正当他为这项工作做着积极准备，且已有了良好开始的同时，一个意外发生了，淳朴、单纯、踌躇满志的司马迁的人生因为这个事件而发生了惊天逆转，这就是遭李陵之祸。

到了第七年（前98年），司马迁遭逢李陵之祸，被囚禁狱中，最终遭遇了宫刑。当时司马迁喟然而叹道：“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残毁没有用了。”于是就有了如下我们大家似曾相识的熟悉的一段名言：

“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太史公自序》）

“《诗》《书》含义隐微而言辞简约，是作者想要表达他们的心志和情绪。从前周文王被拘禁羑里，推演了《周易》；孔子遭遇陈蔡之困厄，作有《春秋》；屈原被放逐，著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才编撰了《国语》，孙子的腿受了膑刑，却论述兵法；吕不韦被贬徙蜀郡，世上才流传《吕览》；韩非被囚禁在秦国，才写有《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圣人贤士抒发愤懑而作的。这些人都是心中聚集郁闷忧愁，理想主张不得实现，因而追述往事，以引起后来者的思考。”

说似曾相识，是因为这跟我们更熟悉的那段名言还有些不同，关于这个问题，后面还会提到，兹不赘述。就因为替李陵说了几句公允话、实在话，而且自己的初衷是为了解刘彻之困惑，纾解武帝之尴尬，然而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被刘彻打入牢狱，最终遭受了耻辱的宫刑！我们知道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但祸从天降的事却常常发生；这件事在司马迁的人生中，恰似大晴天爆炸的霹雳，让司马迁痛不欲生，差点轻生自杀，幸好最后还是隐忍“苟活”下来，但这件事也将一个普普通通的史官玉成了空前绝后的文史大师。

一、李陵事件之来龙去脉

关于李陵事件，《史记》《汉书》均有记载。《史记·李将军列传》载，李陵在成年后，被选任为建章监，李陵善射，关爱士卒。天子认为李氏世世为将，让他负责管理八百骑。他曾经带兵深入匈奴二千余里，过居延视察地形，没有碰到敌人，平安归还。后来，李陵拜为骑都尉，将丹阳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屯卫胡。“天汉二年（前99年）秋，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击匈奴右贤王于祁连天山，而使陵将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余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专走贰师也。”这样做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吸引匈奴兵力，确保汉武帝的大舅子李广利的胜利。“陵既至期还，而单于以兵八万围击陵军。陵军五千人，兵矢既尽，士死者过半，而所杀伤匈奴亦万余人。且引且战，连斗八日，还未到居延百余里，匈奴遮狭绝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虏急击招降陵。”

《汉书·李广苏建传》所记最详：天汉二年（前99年），贰师将军率三万骑兵出兵酒泉，在天山攻击匈奴右贤王。皇上召见李陵，想让他担任贰师将军的辎重运输任务，大概只是负责后勤管理的一般将官。李陵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他在武台被召见，他对这件事有自己的想法，叩头自请说：“臣所率领的屯边士兵，都是荆楚的勇士奇材剑客，力大可扼虎，射箭能中目标，希望独立带领一队，到兰干山南去吸引单于的兵力，不让匈奴集中兵力攻击贰师将军。”这个说法也是合情合理的，自己是很有本事的人，打心底里不愿意做靠裙带关系当上将军的李广利的下属。汉武帝说话向来是直来直去的，说：“将军你讨厌做别人的下属吗？！哪里能拨给你人马呀！我派出了很多部队，已经没有骑兵派给你了。”李陵却回答说：“无须派骑兵，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就可以开进单于王庭。”这魄力实在是惊人，因为对于习惯了马上生活、马上作战的灵活机动性极强的匈奴人而言，步兵与之较量，自然是不占任何优势的。可即便是让他带着步兵，他也不愿做李广利的下属随从。汉武帝不好强求，也被他的勇猛打动了，便答应了李陵的请求。孤军深入，没有援军，自然是不可以的。于是汉武帝命令强弩都尉老将路博德率兵在途中迎接李陵军。路博德原是伏波将军，就像李陵耻于做李广利的后援一样，老将路博德也耻于做年轻将军李陵的后卫。路博德上奏说：“正当秋天匈奴马肥之际，不可与之交战，臣愿留李陵到春天，同时率酒泉、张掖骑兵各五千人，一起出击东西浚稽，一定可以擒获单于。”书奏上以后，皇上大怒，怀疑李陵后悔不想出兵，竟然而让路博德上书，这是二人沆瀣一气！如此一来，自己的大舅子便要孤军深入，怎么能确保获得出击的胜利呢？这还了得，臣子竟然不听我的，汉武帝便下诏对路博德说：“我想派给李陵骑兵，他说‘欲以少击众。’如今匈奴进入西河，我军应率兵奔西河，你要去钩营阻挡敌军。”又下诏对李陵说：“从九月出发，出兵遮虏鄣，到东浚稽山南龙勒水边，来回寻找匈奴，要是没有发现敌军，便从浞野侯赵破奴的旧路抵达受降城休整兵士，按骑兵驿站安排休整。与路博德讲了些什么话，全都写出来上报。”

李陵“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李陵在接到命令后，立即带兵长驱直入，士卒同心，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卬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但猛虎架不住一群狼，李陵孤军深入，缺乏援兵，而匈奴倾全力围攻，形势岌岌可危，“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但在如此艰险的情形下，“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表现出了上下同心，共同御敌，不怕牺牲的可歌可泣的精神。在“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最后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几乎全军覆没，不得不战败投降。这个消息传到后方朝廷，“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汉书·司马迁传·报任安书》）

李广利远征天山，天山即今之甘肃和青海之间的南祁连山，李陵出兵至东浚稽山南龙勒水，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西南部，路博德的出征路线据《汉书·李广苏建传》记载是“引兵走西河，遮钩营之道”，钩营之道当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如此看来，这次出击匈奴分兵三路，互无接应，基本属于单打独斗。李陵最后全军覆没，投降匈奴，是因为老将路博德以为其后援而为耻，汉武帝于是让他出兵西河，使得李陵孤军奋战没有救援，这实际上是因汉武帝领导错误而导致的悲剧。

而李广利基本是个庸才，此次出征匈奴，汉武帝本想让他立功而获封，然而他带领着三万骑兵未遇匈奴主力，却打得大败而还。汉武帝见两路兵败，内心沮丧，颜面上过不去。于是，阿谀逢迎之臣下，都讳言贰师之败，全把责任推到了李陵身上。司马迁对朝中大臣耍两面派的做法很看不惯。当汉武帝召问时，“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意思是，我内心打算向皇上陈述上面的看法，而没有得到适当的机会，恰逢皇上召见，询问我的看法，我就根据这些意见来论述李陵的功劳，想以此来宽慰皇上的胸怀，堵塞那些攻击、诬陷的言论。而司马迁与李陵并无深交，“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盃酒接殷勤之欢。”这完全是就事论事，秉持一颗公心，抱着为皇帝分忧解困的初衷来发表对李陵事件的看法的。司马迁说：“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意为由于敌我兵力悬殊，李陵带少数将士转战千里，且后无援兵，仍然杀伤近万敌军，司马迁认为古代的名将也不过如此！至于李陵力竭投降，司马迁以为是不得已而为之，他还可能找机会主动报答国家的……”，“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汉书?司马迁传》）“久之，上悔陵无救”，汉武帝派遣“将军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迎陵。敖军无功还，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上闻，于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其后，汉遣使使匈奴，陵谓使者曰：‘吾为汉将步卒五千人横行匈奴，以亡救而败，何负于汉而诛吾家？’使者曰：‘汉闻李少卿教匈奴为兵。’陵曰：‘乃李绪，非我也。’”（《汉书?李广苏建传》）

“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报任安书》）按照汉朝刑法的规定，被判处死刑的人若想不死，有两种减免的办法，或是用50万钱赎罪，或是实行宫刑，破坏生殖器官。由于没有钱财，为了能够活下去，他只好选择了“宫刑”。天汉二年，司马迁被关进监狱，天汉三年，在“汉闻李少卿教匈奴为兵”的消息后，汉武帝“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这样，司马迁为李陵所做的大胆辩护也就暂时失败，于是“下迁腐刑”。王国维《太史公系年考》：“据李将军、匈奴列传及汉书武帝纪、李陵传，陵降匈奴，在天汉二年。盖史公以二年下吏，至三年尚在缧绁，其受刑亦当在三年而不在二年也。”郑鹤声先生认为王说极是。

什么叫宫刑呢？宫，即“丈夫割其势，女子闭于宫”，就是阉割男子生殖器、破坏女子生殖机能的一种肉刑，又称蚕室、腐刑、阴刑和椓刑，这些不同的名称都反映出这一刑罚的残酷。一般人在受宫刑以后，因创口极易感染中风，若要苟全一命，须留在似蚕室一般的密室中，在不见风与阳光的环境里待上百日，创口才能愈合。宫刑又称腐刑，这是因为，对受害者来说，不但肉体痛苦，而且心灵受辱，从此像一株腐朽之木，有杆但不能结实，故名。

宫刑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尚书》中有多处提到了“五刑”和“宫刑”，《尧典》中就有“五刑有服”语。后世一般认为宫刑至少在夏禹以前就已出现。周朝时将受了宫刑的男子称为“寺人”。“寺”字为会意字，由“士”与“寸”二字构成。在古代，“士”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形字，史书所称“士人”即男人，“士女”即男女；“寸”像一只手拿着一把小刀，“士”与“寸”合在一起就是用刀割去男性生殖器。男子受宫刑，一般理解是将阴茎连根割去，但据古籍记载，也有破坏阴囊与睾丸者。《韵会》一书云：“外肾为势，宫刑男子割势。”外肾是指阴囊和睾丸，破坏了它，人的性腺即不再发育，阴茎不能勃起，从而丧失了性能力。

遭李陵之祸，被迫接受了宫刑，这对司马迁的影响极为严重。遭受宫刑后，司马迁一直沉浸在耻辱之中，心情极为痛苦。他在《报任安书》里说：自己是“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司马迁为什么如此痛苦呢？除了身体残缺的原因，还有精神方面的原因。因为宫刑最初的作用是为了惩罚男女之间不正当的性关系，即“女子淫，执置宫中不得出；丈夫淫，割其势也”。受宫刑者，起初皆为淫乱者；后来，此刑也施之于某些非淫乱者，但仍以淫乱者为主。司马迁是以非淫乱者受的宫刑。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中，淫乱是大恶、大耻，“万恶淫为首”，因此法制上便采取了极为残忍的割去生殖器的刑罚。司马迁并没有犯淫乱罪，只是发表了使汉武帝不快的言论，却被施以原本是用来惩罚淫乱者的“淫刑”；而且，宫刑用的是骟马阉猪式的方法，是用整治牲口的办法整治人，此刑可谓“兽刑”；再者，受宫刑意味着跟宦官相类，而宦官是一群有人格缺陷和道德缺陷的人，是一群被世人看不起，并视之为丑类的人。司马迁非常鄙视宦官，在《报任安书》里，他特别说到自古以来人们就以做宦官为耻，并列举了孔子因为曾由宦官陪同出游而感到耻辱等例子。但如今自己恰恰因为受了宫刑而与宦官有了相同之处，这一切都使得他深深感受到了莫大的耻辱。而且从五刑的排列顺序来看，五刑分为奴隶制五刑和封建制五刑，奴隶制五刑分为墨、劓、刖、宫、大辟。宫刑是肉刑中最重的，仅次于大辟（斩首），显然，当时人们的思想中还残留着原始时代的初民对生殖器崇拜的影响，生殖器的价值仅次于头颅。

当然，遭受宫刑之所以给司马迁带来巨大的耻辱，除了以上几个原因外，从司马迁自身来说，是因为他的知耻观念特别强。司马迁的思想体系主要是儒家的，他是孔子的崇拜者，孔子及其弟子与后学所创立的儒家，是极讲“耻”的观念的。孔子说，“行己有耻”，“有耻且格”，“知耻近乎勇”，把“耻”作为立身行事的重要准则。所以，司马迁的知耻观念特别强，是深受了儒家的影响的。因之，他的《报任安书》通篇都贯穿着儒家的“耻”的观念，贯穿着“知耻近乎勇”的因耻辱而发愤的精神。

二、李陵事件之意义

当然，司马迁被处以宫刑，习惯上称为“遭李陵之祸”。事实上，李陵的“投降”，背后反映的是李氏家族与汉武帝及外戚集团之间的长期、复杂的矛盾，“李陵之祸的真正原因，是李陵家族与汉武帝及其外戚集团之间的长期私人恩怨所致。然后由此牵连到司马迁，并卷入其中，酿成遭受宫刑的祸端。”因为汉武帝宠幸卫子夫，引起了陈阿娇及其母亲长公主刘嫖的不满，于是长公主囚禁了卫青，欲置卫青于死地，卫青在其好兄弟公孙敖等人的帮助下，才侥幸保住了性命。后来公孙敖因故失侯，卫青在出击匈奴时为保证公孙敖立功，将本为前将军的李广并入右将军赵食其部，结果李广因迷路失期而最终自杀。后来，李广的儿子李敢报复卫青，击伤了卫青，霍去病为给舅舅出气，竟然射杀了李敢。汉武帝不能公正执法，袒护霍去病，竟然公然说谎，说李敢是被鹿“触杀”的。

李陵“投降”之后，汉武帝也同情李陵的战败投降是因为没有援兵，所以派公孙敖深入匈奴迎接李陵回汉。结果，“敖军无功还，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上闻，于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李绪本汉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绪降，而单于客遇绪，常坐陵上。陵痛其家以李绪而诛，使人刺杀绪。”（《汉书·李广苏建传》）公孙敖官不大，与李氏家族的悲剧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李陵派人刺杀李绪的事，是司马迁死后才揭晓的事，因而《史记》中未能记载。从《汉书》记载来看，汉武帝在李陵投降匈奴一年多后，曾派公孙敖率兵深入匈奴腹地，迎接李陵归来，但公孙敖无功而还，向汉武帝报告撒谎说李陵在帮助单于练兵，防备汉军，所以我才无功而还。汉武帝听了，于是诛杀了李陵全家。在《汉书》中，只是客观地叙述了公孙敖编造谎言，误杀李陵一家的历史真实。”因为汉武帝的偏袒外家，导致了李氏家族的悲剧，同时也导致了司马迁的悲剧，“败降匈奴一事改变了李陵的一生，使他从此在孤寂痛苦的渊薮中终其一生；而因着为李陵言致下腐刑一事，也改变了司马迁的一生。”的确如此，自此后，原来循规蹈矩、恪尽职守、奉法循理的史官司马迁死掉了，一个高瞻远瞩、犀利睿智、沉郁激愤、多愁善感的司马迁诞生了。他有着无比的自信和超乎常人的坚强，坚信自己能够成功，他见惯了世态的炎凉，漠视了别人的冷言冷语；他勇于坚持，十年磨一剑，像苏秦一样头悬梁、锥刺股，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地写下了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他让他及他的父亲乃至司马家族青史留名，名传千古。因了《史记》这部书，司马迁成为了中国古代少有的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

愚蠢的人和智慧的人、一般人和有成就的人都会经历坎坷和失败，人生都会经历失去，但他们的不同在于智慧的人能从失败中获得经验和奋起的力量，能够正确看待得失，一次的失去往往能够换来更大的收获。

我们每个人不一定会有司马迁一样的遭遇，但是每个人的一生都不会一帆风顺，一帆风顺的人生也注定难以品尝到幸福的滋味。每个人都渴望成功，成功的故事各不相同，但任何一个成功人士的成功秘诀中除了机遇，更缺少不了“坚持”这两个字。古语说得好，“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万事开头难，一个开头已经将很多人拦在了成功大门的外边，开始后坚持下来的又少之又少，真正最后成功的人就是那些坚持到最后的人。也许一次并不一定就能成功，但是坚持到最后即使失败了也是一种成功，因为这一次的失败为下一次的、最后的成功积累了经验。

“五福”中第一福是寿，最后一福是“考终命”，即善终，就是要享尽天年。人要生活得幸福，离开得安详。人大概是世间所有生物中对生死最为敏感的一类。人们往往自诩是高级、理性的动物，但实际上，作为万灵之长的人在驾驭万物的同时，也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这就是，要面临死亡的恐惧和威胁。在司马迁时代，他接受了宫刑，隐忍苟活下来，并不是说明司马迁怕死，其实，他并不怕死，在《史记》众多人物传记中有许许多多的面临生死抉择的例子，司马迁赞美了一些人的勇敢决绝的死，那是“重于泰山”，也肯定了一些人的隐忍苟活。如果不能死得光荣，那就坚持活下来，活下来是为了更有价值的事。在某种意义上说，活是比死更为痛苦、更为坚强的事情。

司马迁坚持活了下来，他认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有存在的价值，作为一个人来说，他存在的人生价值不该只是为了自己而活着，自己不应因遭受了耻辱之刑就自寻短见。在《季布栾布列传》的“太史公曰”中司马迁对生死问题作了较详细深入的说明：“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屦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栾布哭彭越，趣汤如归者，彼诚知所处，不自重其死。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意思是，以项羽那种豪气干云的气概，季布却靠勇敢在楚地扬名，他亲身消灭敌军，多次拔取敌人军旗，可算得上是好汉了。然而他遭受刑罚，给人做奴仆不肯死去，显得多么卑下啊！但他这样做一定是有原因的，一定是自负有才能，不甘心如此毫无意义地死去，这才蒙受屈辱而不以为羞耻，以期发挥他未曾施展的才干，所以终于成了汉朝的名将。这不正是司马迁在为自己接受宫刑而“苟活”在做辩护吗？！自己如果死去，自己的才干同样无法施展，更无从完成父亲的遗嘱了。贤能的人真正能够看重他的死，至于奴婢、姬妾这些低贱的人因为感愤而自杀的，算不得勇敢，那是因为他们认为除了一死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栾布痛哭彭越，把赴汤镬就死看得如同回家一样，他真正晓得要死得其所，而不是吝惜自己的生命。即使古代重义轻生的人，又怎么能超过他呢！

正如司马迁所言，死亡并不可怕，死亡并不困难，关键是怎样对待死，怎样死才有意义，才更有价值。这才是司马迁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