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中国绝大部分地区，99%都是农村，城市极少，但是在这少有的城市里却都有佛教早期活动和译经的记录，说明佛教传入中国，一开始就就体现出一种城市现象的表征，城市现象是佛教发展的一个必然规律。这就是大佛学史观的价值，它可以倒回去，从理论上推测历史的真实。

上一课讲到在未来西晋王朝，佛教将迎来其早期第一个阶段的大发展。其中代表人物有两个：一个，是早期四位大乘佛教译经中最后出现的竺法护，支娄迦谶、支谦、康僧会，最后一个就是竺法护；另一个，是发动了中国第一次西行求法的朱士行。从时间上，先讲朱士行。

公元年，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建立了晋朝，15年后在公元年，他灭了吴，这是自秦朝和汉朝之后，中国再次得到统一。开国君主一般都是比较英明神武的，新朝初建，经过晋武帝的励精图治，帝国的荣光与声望就很快地恢复了，社会又重新走回了繁荣与秩序的轨道里。

在公元年左右，西晋帝国就与西域诸国重新恢复了历史上的关系，这些国家再次承认了中国的宗主国地位，接受了中国国王的封号。这段历史时期，在（以后的）日本（佛教）史中也会讲到，因为在这个时间段里，中国首次册封了日本，当时不叫日本，当时册封的叫：邪马台国和倭国，册封了它们金印。这是日本在神武天皇正式建国之前，日本的部落联盟国家与中国官方正式的册封关系。日本建国很靠后，要往后四百多年，到公元多年才建国。

这样，晋朝的建立，使丝绸之路的东、西两端重新连接起来，交通通畅了，国际贸易再次繁荣，中国进入了一个短暂的白银时代。经济繁荣，社会相对安定，社会平，政治安定，丝路吸引了众多的外国商人——波斯人、印度人、安息人、康居人，西域诸国的那些外国面孔又一次出现在了长安、洛阳、敦煌、陈留这些中国北方城市里。佛教也随着丝路的复兴和商队的来华再次出现在中国北方。

丝绸之路从来就不是商路这么简单的事情，它还是一条东西方文化交流之路，一条佛教传播之路。佛教传播之路就是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沿线，都有佛教活动的历史记录。比如：敦煌、酒泉、长安、洛阳、陈留。

用大佛学史观看，这些城市存在佛教的早期活动记录说明什么？说明一个很大的问题。回头看那个历史，当时中国绝大部分地区，99%都是农村，城市本身极少，但是在这少有的城市里却都有佛教早期活动和译经的记录，说明佛教传入中国，一开始就开始体现出一种城市现象的表征，城市现象是佛教发展的一个必然规律。这就是大佛学史观的价值，它可以倒回去，从理论上推测历史的真实。

前课讲过，早期的传教者是随商队而来的，商队到一个城市去做生意，要长期驻留，形成了聚居区，佛教在这些聚居区里作为最早的立足点，然后向周边去扩散。佛教沿着这些城市一路传来，每个地方不光有传教者的遗迹，还有一些传入的经本。这个事实就构成了中国第一次西行求法的路线图。你只要沿着丝绸之路逆行回去，搜集佛经不就行了吗？既然一路传来都有经本，你只要逆行回去不就OK了嘛。

最早的传法者，用一个流行词说：逆行者。第一个想到去西行求法的人是中国僧人：朱士行，河南人，生于河南许昌，在公元年左右在洛阳出家，最初学习的是支娄迦谶所翻译的《道行般若经》。这本经书我们前面讲过，翻译的比较粗糙，对人的理解形成理解障碍，但是没有办法，这是当时唯一传入中国的大乘佛教般若类经书。中国南方的情况要比这好得多，因为南方有经过支谦润色的《道行般若经》，还有一本《大明度经》，相对都比较好懂，但当时并没有传到北方。

有两个原因促成了朱士行下了西行求法的决心——第一个，就是刚才说的，《道行般若经》过于晦涩难懂了；第二个，当时学习“道行经”的人可能已经知道了，“道行般若”只是般若经这一大套中的节选本。前面讲过，支娄迦谶翻译的时候，是通过一本由印度流浪僧人带来的节选本而进行翻译的，那么，是不是西行去就能找到更完整的本子，完整的《道行般若经》？VERYGOOD，加十分，朱士行老师猜对了，这就是他后来西行求法取回来的两万五千颂般若经。

“道行经”是中国本土最早的般若类经书，它的完全本有多大？有十万颂，十万颂是般若类经的全本，但是很遗憾我们至今没有找到，现在能找到的最大全本，就是这次朱士行西行求法取得的两万五千颂般若经，这本经又叫：大本般若经。后来还有一个小本般若经，是八千颂的，叫：小本般若经。这两个般若经——大本般若和小本般若，据说都是从十万颂的全本里摘抄出来的，因为（分别）叫大本和小本，所以一直存在一个误会，认为小本般若八千颂是从大本般若两万五千颂里摘抄出来的，其实不是，它们都是分别来自于那套十万颂般若经的总集合，是分别子集，它们之间没有从属关系。

在甘露五年，公元年，这一年，司马氏篡位，实际控制了朝局，虽然还没有称帝，司马昭杀了曹髦——高贵乡公，取代曹魏。在这一年，朱士行从洛阳出发一路向西，开始中国第一次西行求法运动。唐僧，课里讲过；法显，课里讲过，第一次的不是他们，是朱士行。朱士行这次西行求法的目标，简单、明确，就是要找到一套全本可读的般若经，实在不能忍这个道行经了（晦涩难懂）。

取经的理想，背后是一个求真的执着，为了求真执着，不计生死，完全契合大乘佛教“无畏精神”这一根本宗旨。为了求真的理想，中国历代佛教探险家，西行而去，为了全面去理解佛教，去西行寻求佛教的圣典，一路向西。法显，课里讲过，“宁可西行一步死，绝不东归半步生”，他们的崇高理想使他们区别于一般的朝圣者。在后世僧史中，有一个专门的词称呼他们，刚才前面讲他们是“逆行者”，这个专门的词叫：求法者。

佛教的传播是沿着丝绸之路而来的，一路经书遗留，所以朱士行非常得运气，他无需走多远，甚至没有走出中国，搞定了，第一次西行求法的目标就达到了。在新疆的于阗，他成功的找到了两万五千颂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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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马台（yémǎtái）国是《三国志》中《魏书·东夷传》倭人条（通称魏书倭人传）记载的倭女王国名。

“邪马台国”被国际权威学术界一致认为是日本国家的起源。

“倭”在日语中同“大和”一样都发音为“yamato”，“大和”一样为日本的别名。

元明天皇治世时，规定以「和」字替代「倭」字，并以开头附以「大」而始称「大和」。

甘露（年六月-年五月）是三国时期曹魏的君主魏高贵乡公曹髦的第二个年号，共计5年。这也是曹魏政权的第八个年号。甘露五年六月曹髦被弑，魏元帝曹奂即位，改元景元元年。

于阗(tian)国（前—年）是古代西域佛教王国，中国唐代安西都护府安西四镇之一。君主国姓为尉迟（读音yùchí），因仰慕唐朝，有两位君主改姓李，他们分别是尉迟僧乌波（李圣天)、尉迟苏拉（李从德）国祚长达年。亲历于阗的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叙述于阗：“自兹已降，奕世相承，传国君临，不失其绪”。可知尉迟氏家族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控制着于阗政权。古代居民属于操印欧语系的吐火罗人。年被喀喇汗国吞并，逐渐伊斯兰化。11世纪，人种和语言逐渐回鹘化。

于阗地处塔里木盆地南沿，东通且末、鄯善，西通莎车、疏勒，盛时领地包括今和田、皮山、墨玉、洛浦、策勒、于田、民丰等县市，都西城（今和田约特干遗址）。

学习笔记源自整理喜马拉雅音频，闲者知无涯老师的《新佛学金刚经-法雨西来》。

感谢安瑞的引领和指点！感谢辛昕、深海玫瑰-果琋、天心师兄、双林居士、生显、幸运花、唐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