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年（汉高祖6年），韩王信叛乱，并与匈奴勾结，意图染指大汉江山，高祖刘邦震怒。公元前年，刘邦亲率32万大军讨伐匈奴，扫除叛乱。本以为大军所到之处摧枯拉朽，不想却中了匈奴的诱兵之计，被围困于平城白登山达七天七夜，史称“白登之围”。

“白登之围”对心高气傲的刘邦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撇开别的因素不谈，这么多军队（主要是步兵）在匈奴骑兵手里居然没有讨到一丁点好处，自己反而落得如此狼狈的下场，奇耻大辱啊。如果要问这场战争刘邦有什么收获，那就是让他看到了与匈奴之间的武力差距，也见识到了骑兵的强大之处。自此，汉高祖刘邦心中坚定了一个信念：养马，组建自己的骑兵部队。这一信念在汉朝历代统治者身上也都得到了延续和传承。

最终，自然资源丰富、环境得天独厚的河西地区肩负起了为汉朝养马这一历史使命。为什么汉代会选择河西地区作为养马的大本营？原因有以下几点。

河西的自然环境和气候非常适合养马

自武威以西，……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汉书·地理志》

河西的自然资源和环境十分适宜放牧，“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说的大概就是这种富饶景象。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河西地区出产的牛、马等牲畜品质上乘，享誉全国。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河西地区位于亚欧大陆的腹地，远离海洋，以温带大陆性气候为主，加之地势偏高，所以光照充足，十分有利于牧草的生产。另一方面是来自祁连山丰沛的冰雪融水孕育了河西广袤肥美的草原。温暖的气候、充沛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壤孕育了大片的森林和草场，这是汉朝选择在河西地区饲养马匹的重要环境条件。

游牧民族在河西养马的历史悠久，养马技术先进

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汉书·晁错传》

据相关的历史资料，河西有人类放牧的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秦朝时期，河西地区一直被北方游牧民族所占据，月氏、乌孙等在此地逐水草而居，以放牧打猎为生，吃的是牛羊肉，穿的是动物皮毛缝的衣服，孕育了先进的畜牧文化。汉初，匈奴发展壮大，赶走了月氏和乌孙，独占了河西地区。不管是月氏、乌孙还是匈奴，这些游牧民族在畜牧方面是有天赋的，《汉书·匈奴传》中这样描述匈奴人，“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肉食”，这种与生俱来的牧马天赋是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汉代人所不具备的。通过与汉朝边民的地理杂居与文化融合，匈奴先进的养马技术也传到了河西地区，极大地提高了汉朝的养马驯马水平。

汉朝屯兵戍边的国策，为河西带来了养马所需的大量人口

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史记·平准书》

河西之战后，汉朝正式接管河西，开始了历史上河西地区的第一次大规模开发。发展的首要因素便是充足的人口支撑，而河西地区最缺的也恰恰是人。因此，汉初采取了移民实边、屯兵戍边的政策，在河西地区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进行管理，并且派遣数十万军队驻扎于此。与匈奴间有战事时，这些卫戍部队上阵杀敌，保卫边疆；闲暇时间，大量的军卒则被用于开垦荒地，饲养马匹，从事农业生产。屯兵戍边这一政策对河西的发展影响深远，一方面，军事斗争为河西农牧业生产保驾护航，另一方面，河西农牧业的繁荣又巩固了边防戍卫政策，二者相辅相成，互有裨益。

众所周知，养马需要大量的管理、饲喂人员，通过实施这一系列开发政策，河西地区成为了“仓库有蓄，民庶殷实”的宝地，常驻人口也有了长足发展，为后续在此地养马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养马所需的人口问题算是解决了。

巩固边防，传递军情，组建强大骑兵的现实需要

河西之战虽然让匈奴伤亡惨重，但并未彻底消灭其有生力量。对汉代边境防卫重任来说，匈奴依然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巨大挑战，而扼守中原通往西域咽喉要道的河西地区更是首当其冲。

因此，巩固完善河西地区的边防守卫就显得格外重要，汉朝的西北边塞防御建设也应运而生，史称“汉塞”。所谓的汉塞，“令居至酒泉段，酒泉至玉门关段”，还搭配有一套完备的烽燧系统，自上而下设置了部都尉府、候官、部、隧等部门。由于西北地区的汉塞绵延不绝，各关卡之间相距很远，因此，军令的下发和军情的传递都需要依靠战马来执行。河西地区庞大繁杂的边塞防御体系对战马的需求量可想而知。本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原则，汉代最终选择在河西地区就地饲养马匹以满足军事需要。

前边我们提到过白登之围，让刘邦见识到了匈奴骑兵的强悍之处，并下决心组建自己的骑兵军队。但汉朝初年，经济萧条，百废待兴，堂堂大汉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也不为过，去哪里找能凑够一支骑兵部队所需要的战马呢？所以，当河西纳入汉朝版图后，这个肥沃丰美的天然牧场让汉代统治者看到了希望。为了组建强大的骑兵，巩固西北边防，同时便于更直接地与匈奴抗衡，河西这个“桥头堡”被选作汉代养马重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