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位于中国甘肃省河西走廊西端，北有北山（马鬃山），南有南山（祁连山），是一个冲积而成的绿洲，由南山流来的古氐置水（今党河）泛滥所造成。敦煌是个盆地，党河冲积扇带和疏勒河冲积平原，靠积雪融水和地下水的滋润，在这里形成了一块宝贵的沙漠绿洲，绿洲周围多戈壁和沙丘。它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东接中原，西邻新疆，自汉代以来，一直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上的重镇。

关于敦煌最早的神话出现于《山海经》，那里面讲：“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是山也，广员百里。”三青鸟在传说中是为西王母取食的神鸟，栖息在三危山。三危山因西王母神话而具神奇色彩。现在的三危山景区位于敦煌东南，主峰在莫高窟对面，三峰危峙，所以叫“三危山”。

早在距今约四千年前，就已经有先民在敦煌地区活动了。两千多年前，汉王朝就在此设立了敦煌郡的行政建制。公元前年和前年，汉武帝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连接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得以全线贯通。汉唐时期敦煌处于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向东经过河西走廊可到长安、洛阳，继续向东延伸，可到朝鲜和日本；向西经过古代西域，翻过帕米尔高原，可进入中亚、西亚和南亚诸国；经西亚，继续向西，还可远达地中海，到达南欧的古希腊、古罗马和北非的古埃及。所以，史书上称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咽喉之地”。

敦煌总扼两关，控制着东来西往的商旅，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中心和中转站。敦煌作为丝绸之路战略要地，伴随古丝绸之路兴盛和繁荣的一千年，东西方文明长期的荟萃交融，催生了公元4—14世纪的莫高窟艺术和藏经洞文物的硕果。

敦煌历来既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也是宗教、文化和知识的交汇处，莫高窟就是古代中西文化在敦煌交汇交融的见证。汉代悬泉置驿站遗址出土的简牍表明，敦煌在两汉时期，曾接待过安息（今伊朗）、大月氏（今咸海、阿姆河流域）、康居（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大宛（今费尔干纳，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处）、罽宾（今克什米尔）、乌弋山离（今阿富汗西南）等二十多个亚洲国家的使节。汉末三国至唐宋，对于东来传教的西亚、中亚的著名高僧安世高、支谦、康僧会、竺法护、鸠摩罗什等，以及西行求法的中国高僧法显、玄奘等，敦煌是他们的必经之地。

从汉武帝起，汉朝的版图扩大到河西，汉王朝采取“列四郡、据两关”的举措，行政上在兰州以西，自东向西设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军事上在四郡北面修筑长城，敦煌西面设置玉门关、阳关，并征召大量中原士兵在此戍边和屯田。两关设立后，敦煌成为汉王朝和西域往来出入的西大门。与此同时，汉王朝还对敦煌采取了开发边疆的措施，即从内地向人口稀少的河西走廊和敦煌移民。移民给敦煌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农耕和灌溉技术，以及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汉文化，改变了当地的游牧经济和文化。

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释迦牟尼（公元前—前）在古印度创建了佛教。原始佛教没有偶像崇拜，没有佛教造像艺术。约公元前1世纪，印度大乘佛教发展起来，掀起了神化佛陀的造神运动，将佛陀变成神圣偶像。出于大乘佛教的需要，还出现了许多佛和菩萨的偶像。公元前1世纪末，贵霜王朝在印度西北部（今巴基斯坦）兴起。早在公元前年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时期，就曾经占领过这个地区，并使该地区濡染了希腊文化。贵霜王朝受希腊文化的影响，逐渐在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罗（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地区）和北部的马图拉，首创了受希腊文化影响的犍陀罗和马图拉佛教艺术，这两种佛教艺术对中国北方地区石窟寺的佛教艺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关于佛教的传入，中国古籍中有很多记载，学术界一般认为其在西汉末、东汉初传入中国。南梁慧皎《高僧传·摄摩腾传》中记载了“汉明感梦，遣使求法”的故事。汉明帝梦见一个金人，便召集群臣来释梦，其中一位无所不知的大臣告诉他，这是西方的“佛”，汉明帝就派遣蔡愔等人前往天竺寻访佛法。蔡愔一行行至今阿富汗一带时，恰逢摄摩腾尊者与竺法兰尊者从天竺国东来，于是蔡愔邀请两位尊者来大汉朝弘扬佛法。两位印度高僧和东汉使者一起，用白马驮载大量佛经和佛像回到了洛阳。后来，为纪念白马驮经，汉明帝敕令在洛阳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修建了僧院，取名“白马寺”。这是关于佛教艺术传入最早的记载。西域地区的于阗（今和田）、龟兹（今库车）、疏勒（今喀什）、鄯善等地都保存有约公元3—4世纪的早期佛教遗迹和遗物。在今内蒙古、山东、江苏、四川等地，也发现了许多东汉魏晋时期的佛教艺术遗迹和遗物。

莫高窟创建于公元年，迄至14世纪，其间连续建造时间达千年之久。莫高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石窟艺术圣地，至今在米长的断崖上保存了个洞窟（包括南区和北区），平方米壁画，多身彩塑。此外，年在莫高窟藏经洞出土了公元4—11世纪初的多件文献和艺术品。敦煌西千佛洞保存了公元5—14世纪的22个洞窟，平方米壁画，56身彩塑。安西榆林窟保存了公元7—14世纪的43个洞窟，近平方米壁画，多身彩塑。世界上没有另一处佛教遗址能如莫高窟般绵延千年持续建造，又保存有如此丰厚博大的艺术和文献珍宝。

敦煌地区素来有西王母崇拜、女性崇拜、月神崇拜、树神崇拜的神话传统，为佛教艺术在敦煌的生发，准备了绝好的温床。敦煌的石窟艺术原本与弘扬佛法有关。为了向不识字的民众宣扬佛教的教义，僧众和画师通过艺术的形式来图解和传播教义。千年之后，曾经的佛教圣地衰落了，而这些古代工匠留在莫高窟的珍贵艺术保留了下来，展现给世人一部立体的绘画史、雕塑史和佛教史。

敦煌莫高窟第窟，《伏羲女娲图》（西魏）-孙志军摄影

莫高窟位于宕泉河西岸，开凿在一面长长的石壁上，就像蜂房一样密密麻麻的石窟群规模浩大，蔚为壮观。但是因为风沙侵蚀，当年常书鸿他们来的时候，已经年久失修的莫高窟显得破败不堪，像穿了一件破破烂烂的袈裟。因为敦煌本地的石窟里有“千佛万佛”，当地老百姓对此又有“万佛峡”（榆林窟）、“千佛洞”（莫高窟）、“西千佛洞”等称呼。

莫高窟的艺术是以中国文化为基础吸收了印度文化、希腊文化、波斯文化和中亚地区的文化而融汇成的多元文化艺术宝库。敦煌艺术虽然与佛教的宣扬有极大关系，图像和塑像呈现的也是净土、佛和菩萨，但实则不离真实的世俗生活，呈现了人们对于理想世界的憧憬。

敦煌不仅是佛教艺术圣地，也是一部辉煌的人文史，是一部在戈壁包围的绿洲营造人类精神家园的历史。《西方净土变》既表现了世人对于尘世物质享受的难以舍弃，对尘世等级制度禁锢的难以摆脱，又表达了中国人对一种能够真正实现社会公正和个人尊严的自由境界的向往。

乐樽和尚与敦煌第一窟

关于莫高窟的初创，唐代圣历元年（）的《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又称《圣历碑》）有比较清晰的记载。此碑文大意说，东晋十六国前秦政权的建元二年，即公元年，一位名叫乐僔的僧人，从中原远游到敦煌。

因为天色已晚，旅途劳顿，乐僔和尚打算就地歇脚过夜。正当他掸去僧袍上的尘土，准备躺下休息的时候，不经意地抬头向三危山的方向望了一眼。这一望，他立刻被眼前的景色惊得目瞪口呆。只见那对面的三危山上，金光万道，璀璨光明，仿佛有千佛化现，乐僔被这庄严的佛光盛景惊呆了。

他想，这不正是自己苦苦寻觅的西方极乐世界吗？他深信这个地方是非常神圣的，是佛给自己降下旨意，自己应该在此坐禅修行。于是他发心在此开凿了第一个洞窟，在洞窟中禅修。乐僔之后又来了一个叫法良的高僧，莫高窟的营建就从这两个人开始，此后连续十个世纪，从未间断建窟、塑像、绘画的佛事活动。这些虔诚的僧人委身于逼仄的洞窟中，依靠苦修与冥想，在一片荒芜中试图证得终极意义上的解脱，以达到不生不死的永恒之境。那我们今人是怎么知道的呢？就是因为有上面提到过的《圣历碑》，据碑文记载：

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险，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僔师龛侧，更即营造。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复有刺史建平公、东阳王等，各修一大窟。……爰自秦建元之日，迄大周圣历之辰，乐僔、法良发其宗，建平、东阳弘其迹；推甲子四百他岁，计窟一千余龛；今见置僧徒，即为崇教寺也。

多年之后，僧侣、画师、商贾云集敦煌，从皇族宗亲、世家显贵到移民敦煌的普通百姓频繁开窟，历经千年营造，从无到有，从不毛之地成为万佛之国。一切在世人看来最艰难的所在，一切人迹罕至的地方，其实是命运对于意志达成最彻底的考验之处。一切在世人看来最不可能有生之意义的地方，恰恰可以唤起生命极大的力量和信念，并且创化出常人所难以企及的奇迹。

我曾见到过莫高窟的佛光。那是年夏天的一个雨后的傍晚，因莫高窟前的宕泉河突发洪水，为保护洞窟，我带领警卫队战士在宕泉河边抗洪。在垒沙包过程中，忽见宕泉河东面的三危山上空出现了一大片金灿灿的光，金光照射不到的山丘黯然变成黑色。一会儿金光不见了，湛蓝的天空中又出现了两道相交的长虹。这是我从未见过的神奇景色。这种佛光大概就是乐僔和尚曾经看到过的，并因此生发出禅修的无限信心。这样的佛光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见到过，我也只见到过唯一的这一次。

苦难孕育的灿烂文明

古代敦煌有“华戎所交一都会”之称，西域胡商与中原汉族商客在这里从事各种交易，货品丰盛，有中原的丝绸瓷器、西域的奇珍异宝、北方的骆驼马匹与当地的粮草食物等。与此同时，自汉代东西交通和贸易畅通以来，中原文化不断传播到敦煌，在这里深深扎了根。地接西域的敦煌，较早地接受了发源于印度的佛教文化。西亚、中亚文化随着印度佛教文化的东传，也逐渐传到了敦煌。中西文化在这里汇聚、碰撞、交融。

著名的敦煌学者季羡林先生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聚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季先生的话充分说明了敦煌在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敦煌历来就是连通西域和中原的战略要地，秦汉之前，居住着月氏、乌孙等游牧民族。西汉初，漠北的匈奴赶走月氏，占领敦煌。汉武帝对这个地方非常看重，他之所以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为的是联合西域各国共同抗击匈奴，打通通向西域的道路，增进汉王朝同西域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莫高窟第窟留下了张骞出使西域的珍贵图像。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第一次在公元前—前年，第二次出使是在公元前—前年，他到过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条支、身毒等地区。其中大宛、安息、大夏、条支以及身毒的一部分（西北部）都是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地区。

张骞回来之后向汉武帝报告时提到，他在大夏见到了产自中国西南地区的邛竹杖和蜀布，这证明了以中亚巴克特利亚为中心连接西亚、南亚、东亚地区的商贸网络的存在。张骞之行标志着“丝绸之路”的全线贯通。西域的信息也随之传到了内地中原，具有希腊化风格的犍陀罗佛教艺术也随着丝绸之路的贯通逐渐传到了中原内地。这是敦煌之所以有犍陀罗艺术影响的原因。

张骞出使西域，为的是建立汉朝和西域各国的关系。但河西地区时常有匈奴人的把持和扰乱，这一段通向西域的路如何打通？元狩二年（公元前）左右，霍去病的第一次河西之战，打败河西匈奴，敦煌与河西走廊归入西汉王朝版图。霍去病从陇西郡出发，越乌戾山，渡黄河，转战千余里，摧枯拉朽般地击溃了河西地区的一些小国和部落。最终在皋兰山迎击匈奴，匈奴精锐全军覆没，甚至匈奴部族的圣物“祭天金人”都成了汉军的战利品。

第一次河西之战胜利后，汉武帝又命令霍去病第二次率军出击河西地区。第二次河西之战，霍去病独自率领所部骑兵深入匈奴境内两千余里，向匈奴的侧背发起猛攻，再一次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此切断匈奴与羌人的联系。元鼎六年（公元前），汉武帝在河西地区先后设立四郡，加上两关，敦煌自此成为中原通西域的门户和军事重镇。为了巩固敦煌的战略地位，当时政府从内地移民来此定居，调遣士兵屯田戍守。西汉王朝对敦煌的经营与开发，确立了敦煌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先后历经东汉王朝与曹魏政权，敦煌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成为丝绸之路上一处重要的商品交易中心和粮食生产基地。中原文化在这里生根和发展，儒家思想得到传播。产生于印度的佛教文化也被传到了敦煌，西晋时号称“敦煌菩萨”的译经大师竺法护及其弟子在此译经传教。

十六国时期，先后由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五个政权统治敦煌。此时中原大乱，河西地区相对太平。中原与河西走廊的百姓避乱在此，中原汉晋文化在敦煌与河西走廊得以保存和延续。敦煌地区曾经有一批著名儒家学者，他们设馆讲学，著书立说。与此同时，敦煌又是西行求法与东来传教的佛教僧人的必经之地，佛教在此得以发展。此后，北魏宗室东阳王元荣、北周贵族建平公于义先后出任瓜州（敦煌）刺史，信奉佛教，莫高窟的开窟造像活动逐渐发展兴盛起来。

北魏时期，敦煌一度被当作屯兵的基地，后来北魏分裂，这期间敦煌又发生过叛乱，敦煌又归属西魏。北周取代西魏后，敦煌再次处于消极防守突厥、吐谷浑的局面。一直到隋代，隋炀帝出兵击破吐谷浑，西突厥被迫投降之后，敦煌才得到安宁，丝绸之路也再次得以畅通。隋文帝和隋炀帝倡导佛教，令天下各州建造舍利塔，瓜州也在崇教寺（莫高窟）起塔，宫廷写经也传至敦煌。短暂的隋代，在敦煌大兴开窟之风。

唐王朝前期遏制了对西域威胁最大的西突厥的进犯，在西域设立安西都护和安西四镇。为加强军事防卫，在敦煌和河西走廊设立豆卢军、墨离军、玉门军、赤水军、建康军等河西十军，使敦煌经济得到稳步发展，丝绸之路全线畅通，出现了“伊吾之西，波斯以东，朝贡不绝，商旅相继”的局面。敦煌石窟的营造达到了极盛，敦煌文化进一步融汇了来自中原的汉文化，以及来自印度、西亚、中亚的文化。这时，敦煌再次成为中原王朝的边防重镇，中西文化交流、绿洲农业的发展、佛教及佛教艺术及道教的发展，都达到空前的水平。

敦煌的兴衰与朝政的兴衰密切相关。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叛乱，西北边防削弱，吐蕃趁机攻唐，贞元二年（）的时候控制了敦煌，自此敦煌进入吐蕃统治时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莫高窟有藏传佛教的壁画内容。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经济的发展虽然受到很大影响，但因为文成公主进藏传播了佛教，所以吐蕃信奉和扶持佛教，佛教在这个时期依然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敦煌地区寺院僧侣数量众多，寺院还招收俗家弟子，在寺庙里教授佛学和儒家经典。

到了会昌二年（），吐蕃内乱，沙州大族张议潮率军在咸通二年（）攻克了吐蕃控制的凉州。张议潮东征西讨，收复了大量唐朝的失地，驱逐了吐蕃统治者，结束了吐蕃长达六十年的统治，开始了归义军长达两百多年的统治时期。

北宋景祐三年（）和南宋宝庆三年（），敦煌先后为党项羌和蒙古占领。西夏和元蒙统治者也笃信佛教，敦煌莫高窟作为佛教要地，依然受到重视，仍有建窟活动。但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元蒙疆域的扩大，敦煌失去了中西交通中转站与西域门户的重要地位，莫高窟就此衰落。

所以，莫高窟开窟和造像的历史，是一部贯通东西方文化的历史，也是一部佛教发展和传播的历史，更是一部中华民族谋求自由和强大的历史。敦煌在历史上有着战争的苦难背景，同时也有着宗教信仰的背景。越是在苦难的时候，越需要有信仰，也许这就是敦煌能够在苦难中孕育出如此灿烂文明的历史根源吧。

来源：民族史，内容摘自《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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