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最高人民法院举行互联网十大典型案例发布会。最高法就互联网典型案例发布会答记者问表示：下一步，按照中央对互联网法院的总体定位，互联网法院将在加强互联网案件审判，促进网络空间治理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快推动互联网法院职能定位转型升级；二是积极确立完善互联网新兴领域裁判规则；三是推动构建网络空间自治和行业自律的治理模式。

近年来，我国互联网行业发展迅猛，截至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4%。互联网提高了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推动技术和产业变革朝着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方向不断演进。互联网条件下的平台经济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互联网行业发展，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为人民法院做好互联网案件的审判工作指明了方向。

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落实在具体行动中，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主动适应互联网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采取了一系列有力举措，取得了明显进展。

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加强网络空间的法治治理

人民法院通过依法公正裁判案件为互联网及数字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明晰规则，保障互联网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在法治轨道上健康有序发展。

年以来，北京、杭州、广州三家互联网法院共新收一审等各类互联网案件件，审结件，其中，年收案件，审结件；年收案件，审结件；年收案件，审结件。还有部分其他法院也审理了大量互联网案件。

总体上看，互联网案件数量逐年增长，涉及法律问题新型、复杂、疑难，人民法院面临新挑战新困难越来越多。

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人民法院通过案件裁判严惩网络刷单炒作信用、身份盗用、“薅羊毛”等网络灰黑产业及不诚信行为。

为鼓励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人民法院通过案件裁判逐步明确数据产权等新类型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和侵权认定标准。

为促进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依法健康发展，人民法院通过制定司法政策和案件裁判合理确定平台责任和行为边界，规范商业模式创新，保护用户合法权益。

落实顶层设计，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建设

为主动适应互联网发展趋势，回应新时代人民需求，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年8月，设立了杭州互联网法院，年9月，又先后增设了北京、广州互联网法院。

三家互联网法院自成立以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网上案件网上审理”，思想上与时俱进，技术上迭代推新，制度上逐步成熟，开辟了互联网司法建设的全新路径，审结了一大批具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在国内外获得了广泛赞誉。

多措并举，促进互联网经济健康发展

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审理涉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依法保护电子商务领域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还先后出台涉及网络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惩罚性赔偿等方面的多个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明晰裁判规则，统一司法标准，加大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和平台经济规制力度。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将积极参与反垄断法、电子商务法等法律的修订工作，认真研究起草有关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的司法解释，不断细化和完善平台企业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标准，促进创新要素自由有序流动、高效配置，维护公平有序竞争秩序。

人民法院将大力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加强与行政机关的沟通交流，不断完善协作工作机制，积极构建大保护格局，共同做好互联网平台经济规制工作。

人民法院还将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健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领域新业态裁判规则，引导互联网平台健康有序发展，保障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

互联网十大典型案例

1

陈力等侵犯著作权罪案

[（）沪03刑初号，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年7月至年3月，陈力受境外人员“野草”委托，招募林崟、赖冬、严杰、杨小明、黄亚胜、吴兵峰、伍健兴等人，组建“鸡组工作室”QQ聊天群，通过远程登录境外服务器，从其他网站下载后转化格式，或者通过云盘分享等方式获取《流浪地球》等年春节档电影在内的影视作品部，再将远程服务器上的片源上传至云转码服务器进行切片、转码、添加赌博网站广告及水印、生成链接，后将上述链接发布至多个盗版影视资源网站，为“野草”更新维护上述盗版影视资源网站。期间，陈力收到“野草”提供的运营费用共计余万元，陈力个人获利约50万元，林崟、赖冬、严杰、杨小明、黄亚胜、吴兵峰、伍健兴等人获利1.8万元至16.6万元不等。人民法院依法判处陈力等八人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追缴违法所得。

本案是境内外人员分工合作，以境外服务器为工具，专门针对热门影视作品，通过互联网实施跨境侵犯著作权罪的典型案例。人民法院在判决中对“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海量侵权案件中“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做出了准确认定，对八名被告人均判处实刑并处追缴违法所得，特别是处以财产刑，彰显了我国严厉制裁涉网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的坚定决心。

当下，借助网络的空间跨越性，犯罪分子大量采取境内外人员合作、行为分配或设施的远程控制等方式实施犯罪，隐蔽性加大，给查处、打击此类犯罪带来一定困难。本案就属于境内外人员分工合作，以境外服务器为工具，专门针对热门影视作品，通过互联网实施跨境侵犯著作权罪的典型案例，犯罪行为复杂，社会危害性大。刑法修正案（十一）生效之前，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电影、电视等作品，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构成侵犯著作权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他人电影、电视等作品的行为，应当视为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复制发行”。而刑法修正案（十一）则明确将“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作为本罪行为之一，这对该行为的刑事违法性进行了强调，对打击犯罪具有重要的意义。（林维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教授）

2

杭州华泰一媒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诉深圳市道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案

　　［（）浙民初81号，

杭州互联网法院]

华泰公司主张道同公司未经其许可在道同公司运营的“第一女性时尚网”中发表华泰公司享有著作权的作品，侵害了华泰公司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华泰公司通过第三方存证平台对侵权事实予以取证，并将相关数据计算成哈希值上传至比特币区块链和Factom区块链中形成区块证据链存证，以此向法院请求判令道同公司承担侵权责任。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电子证据审查标准，数秦公司作为独立于当事人的民事主体，其运营的保全网是符合法律规定的第三方存证平台，保全网通过可信度较高的谷歌开源程序进行固定侵权作品等电子数据，且该技术手段对目标网页进行抓取而形成的网页截图、源码信息、调用日志能相互印证，可清晰反映数据的来源、生成及传递路径，应当认定由此生成的电子数据具有可靠性。同时，保全网采用符合相关标准的区块链技术对上述电子数据进行了存证固定，确保了电子数据的完整性。故确认上述电子数据可以作为认定侵权的依据，认定道同公司侵害了华泰公司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判令道同公司赔偿华泰公司经济损失元。

互联网时代下，电子证据大量涌现，以区块链为代表的新兴信息技术，为电子证据的取证存证带来了全新的变革，同时也亟待明确电子证据效力认定规则。本案系全国首次对区块链电子存证的法律效力进行认定的案件，为该种新型电子证据的认定提供了审查思路，明确了认定区块链存证效力的相关规则，有助于推动区块链技术与司法深度融合，对完善信息化时代下的网络诉讼规则、促进区块链技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信息网络技术发展对著作权保护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应对频发的著作权侵权行为，电子证据应运而生。“技术问题需要通过技术手段解决”，区块链技术作为一种去中心化的数据库，采用该技术等手段能够进行存证固定，为认定著作权侵权事实提供有效证据。为此，需要确立相关电子证据的存证取证规则，明确相关电子证据的认定效力。

作为全国首例区块链技术电子存证著作权侵权案，本案判决通过审查存证平台的资格、侵权网页取证技术手段可信度和区块链电子证据保存的完整性，明确了区块链这一新型电子证据的认定效力，并根据电子签名法的规定总结了这类电子证据认定效力的基本规则。

人民法院明确利用区块链技术手段存证固定，应重点审核电子数据来源和内容的完整性、技术手段的安全性、方法的可靠性、证据形成的合法性和相关证据的关联性，并根据电子数据的相关法律规定综合判断其证据效力。在信息网络技术迅猛发展环境下，对人民法院如何运用新型电子证据认定侵权事实，如何完善我国电子证据认定规则，如何促进智慧法院建设与区块链技术发展，本案判决都具有重要示范意义。（冯晓青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3

咪咕数字传媒有限公司与济南众佳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

　　[（）鲁民终号，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咪咕公司未经权利人授权，在其经营网站咪咕阅读上有偿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在线阅读服务，侵害了权利人对其作品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众佳公司通过联合信任时间戳服务中心的互联网电子数据系统，对上述事实进行了电子数据固定。

人民法院认为，涉案网络页面截图、屏幕录像文件以及相关时间戳认定证书等证据可形成证据链，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众佳公司以时间戳服务系统固定的涉案网络页面的真实性可以确认。咪咕公司未经权利人许可，以商业经营为目的，通过互联网向公众提供涉案图书，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取涉案作品，侵害了众佳公司所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判决咪咕公司承担赔偿众佳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的法律责任。

本案详细论证了电子数据取证系统按照统一规范固定的证据，具有事后可追溯性等应予以采信的理由，是丰富权利人取证手段、降低权利人取证难度、减少维权成本的典型案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证据越来越多以电子数据的形式出现。涉互联网的电子数据，具有数量多、变化快、易篡改等特点，传统的公证取证方式，由于公证人员数量相对有限、工作时间相对固定和取证成本相对较高等因素的限制，难以充分满足电子数据取证的要求。

随着区块链等技术的发展，用可信时间戳等第三方电子证据服务平台的服务对互联网中电子数据进行取证成为一种选择。如无相反证据，对按照可信时间戳规范操作流程固定的电子数据真实性可以确认。同时，充分运用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合理地分配举证责任，有效地查明案件事实。

本案判决肯定了符合民事诉讼取证要求的第三方电子证据服务平台取证的证据效力，不仅丰富了权利人取证手段，而且通过合理地分配举证责任，切实降低了权利人举证负担，为司法实践中举证难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技术的可行路径。该案的裁判，既体现了司法在面对新科技发展成果时的审慎态度，又体现了司法的包容性和发展性。(邓宏光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4

常文韬诉许玲、第三人马锋刚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

　　［（）京民初号，

北京互联网法院]

年9月11日，许玲通过其 　　［（）粤民初70号，

广州互联网法院]

俞彬华是华多公司运营的YY直播平台的实名认证消费者。年4月6日上午10点，俞彬华账号显示在异地被登录并被盗刷了价值元的红钻券。账户被盗后，俞彬华立即联系华多公司客服要求提供盗刷者的账户信息及采取相关冻结措施，华多公司仅要求其向公安机关报案，未应允其要求。俞彬华主张YY软件的安全性存在问题，华多公司没有履行妥善保管义务且未及时协助追回被盗的网络虚拟财产，故请求法院判令华多公司赔偿其000红钻券折合人民币元等。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俞彬华在上述虚拟财产被盗前，密码比较简单，且未能充分选用华多公司提供的更高等级的安全保障方案，其未能妥善地保管账号、密码并采取充分措施防止财产被盗，对上述被盗结果应负主要责任；华多公司向用户提供的防盗措施特别是默认状态下的防盗措施不够周密，且在俞彬华通知其客服人员财产被盗后，未能提供或保存被盗财产的流向等信息，造成损失难以被追回，在技术和服务上存在一定疏漏，对俞彬华的损失负有次要的责任，故判令华多公司向俞彬华赔偿被盗虚拟财产价值的40%即元，驳回俞彬华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对网络环境下，如何合理分配用户与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争议事实的举证责任进行详细论述，并结合网络服务合同中双方的权利义务内容，确立了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均应负有网络虚拟财产安全保护义务的规则，提出双方应当根据在履约过程中的过错程度，衡量双方过错对损害后果的原因力大小，合理分配责任比例的处理原则。本案判决为妥善调处网络虚拟财产相关纠纷、确立网络平台责任规则、完善网络侵权责任制度提供了范例，有利于提高对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水平，亦有助于加强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促进互联网经济的健康发展。

网络用户在网络空间中形成的账号、积分、虚拟装备等均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与移动终端的普及，网络虚拟财产被盗案件也时有发生。《民法典》第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中也强调：“加强对数字货币、网络虚拟财产、数据等新型权益的保护。”

在俞彬华诉广州华多网络案中，法院虽没有对网络虚拟财产属性、交易规则等具有争议性的问题进行直接回答，但根据网络用户与网络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合同界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网络虚拟财产必须依托于特定的网络平台，而网络平台背后必然有相应的运营者，由此网络用户与网络平台间就存在合同关系。在发生网络虚拟财产被盗的情况下，法院只需根据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便可界定双方的责任。在针对网络虚拟财产规则缺失的背景下，个案中探索可行的保护方式则更具示范效应，这也是俞彬华诉广州华多网络案的典型意义之所在。（来小鹏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

6

酒泉九眼泉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与酒泉市瀚森瑞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商业诋毁纠纷案

　　[（）甘民终号，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九眼泉公司系“杏香源”杏皮茶生产经销商并于年12月14日取得“杏香源”商标。年6月，该公司发现瀚森瑞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其 　　[（）京民终号，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自年起，明河社是《金庸作品集》（包括《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笑傲江湖》在内的十二部作品）在中国境内除以图书形式出版发行简体字中文版本以外的其他专有使用权的权利人。年，在征得明河社同意后，查良镛将上述授权内容中的部分权利内容即特定区域、特定期间内的移动终端游戏软件改编权及改编后游戏软件的商业开发权独家授权完美世界公司。火谷网于年4月30日开发完成涉案武侠Q传游戏。同年5月28日，火谷网与昆仑乐享公司签订独家授权协议，授权昆仑乐享公司在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独家运营该游戏。昆仑万维公司通过其网站进行涉案游戏的运营，并通过该网站提供涉案游戏软件的安卓及苹果系统客户端的下载。年3月，明河社及完美世界公司的代理人向公证机构申请对涉案游戏的界面进行了公证取证。涉案游戏共有人物卡牌、武功卡牌、配饰卡牌和阵法卡牌等四类卡牌，通过具体比对，涉案游戏在人物描述、武功描述、配饰描述、阵法描述、关卡设定等多个方面与涉案武侠小说中的相应内容存在对应关系或相似性。火谷网亦认可开发涉案游戏时借鉴和参考了涉案作品的相关元素。二审判决认定涉案游戏侵犯了涉案作品的改编权，判决火谷网、昆仑乐享公司、昆仑万维公司赔偿损失万元。

本案是一起涉及如何认定网络游戏与文字作品间使用关系的典型案例。判决进一步明确了改编权的保护范围，为知名文学作品的市场开发和游戏产业的规范运营提供了指引，对类似案件的审理具有借鉴指导意义。判决判令火谷网、昆仑乐享公司、昆仑万维公司赔偿明河社损失万元，充分反映了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切实保障了权利人获得足额赔偿，体现了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司法导向。本案入选“年度中国法院10大知识产权案件”。

近年来，随着影视和游戏产业的发展，优秀原创作品的商业价值日益凸显，将优秀文学作品改编为网络游戏和影视作品，已经成为影视游戏产业的常见运营模式，本案即是一起擅自将他人武侠小说改编为网络游戏的典型案例。

涉案游戏对原告作品的使用方式，不同于通常的抄袭剽窃，被告在改编时并未完整使用涉案作品的故事情节，仅使用了涉案作品中的主要人物角色、人物关系、人物特征、武功招式以及武器、阵法、场景等创作要素。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侵害作者的改编权是本案的争议核心。二审法院采用“整体比对法”，并未先行剔除属于公有领域的部分或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成分，也未对单部武侠小说中被利用的内容进行量化计算，而是在引导当事人充分举证、阐述的基础上，根据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和证据优势原则对实质性相似内容作出归纳和认定，在该事实基础上，对相似性内容是否属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独创性表达和被告涉案使用行为的属性进行分析，并在进行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后，得出了被告的涉案游戏构成侵犯涉案武侠小说改编权的结论。

根据我国现行国著作权法的规定，改编权，是指改变作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该权利是著作权法赋予作者以创造性方式利用其作品的权利。在作品的利用方式更趋多元化网络环境下，对于改编权的保护力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著作权的保护强度和作品的商业利用价值。基于上述分析，本案判决对于利用他人作品元素改编行为的著作权法律适用逻辑进行了层次分明的论述，厘清了侵害改编权与侵害复制权和合理使用及借鉴行为的边界，同时区分了著作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规则，对于类似案件的审理具有指导意义，也为利用他人的文学作品从事商业开发和游戏产业的规范运营提供了规则指引。（孙国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知识产权研究会会长）

8

天津市嘉瑞宝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诉徐桂珍、邓艳辉、赵振全、天津多维斯地毯有限公司、天津欧豪雅地毯有限公司、第三人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津民初号，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嘉瑞宝公司于年12月9日在淘宝天猫平台开设了“嘉瑞宝旗舰店”的店铺，赵振全、多维斯公司、欧豪雅公司也分别在淘宝天猫平台开设店铺，以上四个店铺均从事地毯销售，且线下经营地点位于同一地区。自年6月起，赵振全借用徐桂珍的身份证，分别利用赵振全、多维斯公司以及欧豪雅公司的淘宝店铺销售地毯的订单记录以及该三家店铺出具的包含虚假内容的《声明函》，并伪造了签有徐桂珍名字的授权委托书等材料，由多维斯公司法定代表人赵伟良委托熟悉淘宝网络业务的邓艳辉，通过使用前述资料办理了涉案三幅地毯图形的版权登记手续，以著作权侵权为由在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平台向“嘉瑞宝旗舰店”的三款热销商品先后发起五次投诉，导致部分商品链接被删除。嘉瑞宝公司提起不正当竞争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赵振全、多维斯公司共谋，恶意利用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平台规则进行投诉致嘉瑞宝公司商品链接被删除的行为，构成对嘉瑞宝公司的不正当竞争，判决赵振全、多维斯公司、欧豪雅公司、邓艳辉赔偿嘉瑞宝公司经济损失共计35万元。

通知删除规则是解决权利人、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用户间侵权争议的重要法律规则。本案系电子商务经营者虚构事实骗取作品登记，向网络服务平台发出恶意通知，致使同业竞争者利益被损害而构成不正当竞争的典型案例。本案对引导权利人正确行使通知删除权利，遏制恶意投诉行为，维护诚实信用、公平规范的网络秩序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通知-删除规则”被认为是推动各国平台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一条法律规则，为平台经济打造了一个“安全港”。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侵权责任法先后确立了该规则，效果明显。与此同时，实践中恶意利用“通知-删除规则”打压竞争对手、谋取不当利益的行为也时有发生，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不少情况下，规则的适用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合法与违法的边界不好划分。为此，《电子商务法》《民法典》对该规则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明确通知与反通知的程序、平台审查义务与程度、线上线下救济机制衔接以及恶意通知的法律责任追究等，以规范不同主体的行为，实现权利义务的平衡。本案典型性强，事实层面涉及恶意通知的判断以及不同主体法律责任的划分，链条梳理完整；法律层面涉及反不正当竞争、电子商务、版权保护等不同法律的适用，推理非常细致。本案判决对于全面、准确理解与适用“通知-删除规则”，明确法律边界，规范竞争行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周汉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9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诉数推（重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谭旺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渝05民初号，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数推公司为自然人独资有限公司，谭旺系数推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是该公司的唯一股东。数推公司、谭旺自年12月至年7月分别开设了 　　[（）粤民终号，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腾讯科技公司是“